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已然成为跨国婚姻的催化剂。尽管洋媳妇在中国露脸越来越多，但对于国人来说依然是比较陌生的群体。不管是合法婚姻还是事实婚姻，当她们与中国男士结合成“一家人”，这些洋媳妇也就开启了新的人生。
 

《小康》杂志2022年8月中旬刊封面
|来源：《小康》杂志8月中旬刊
|记者：张玉荣
 
“2004年我和老公认识结了婚，来到中国后因为有语言环境学习中文比较快，每次带大宝出门都有人过来和我们说话。”自从嫁了中国东北的老公，洋媳妇艾瑞卡调侃说全家都不会说英语了。艾瑞卡是美国人，嫁到中国后，融入得相当顺利，东北话说得很溜，学着包饺子、炸麻花，平时最爱看中国电视剧，去过国内很多地方旅游。
 
像艾瑞卡这样的洋媳妇似乎越来越多。打开抖音、小红书、今日头条等社交软件，不少洋媳妇在上面发布视频分享她们的生活故事，有的在卖货，有的当模特，有的做博主等。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国涉外交流更为密切频繁，跨种族通婚变得越来越容易。虽然有的洋媳妇入乡随俗融入中国家庭，但一些跨国婚姻也因双方的婚姻动机、价值观、生活方式、家庭观念等不同而引发冲突。
 
中男娶外女是否实现反超？
 
“近年来，涉外婚姻出现了新变化，‘老少配’减少了，年龄相仿增多了，以前多为洋女婿现在洋媳妇也多了。”近日，广东某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告诉《小康》记者，因为结婚需要双方当事人亲自到登记处提出申请，受疫情影响这两年国内跨国婚姻的登记数量也随之减少。
 
洋媳妇反超洋女婿，全国范围内是否也呈现这般现象？通过查询历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记者发现，近20年涉外及华侨、港澳台居民登记结婚内地男女人数，在国内登记结婚的涉外婚姻总体数量呈下降趋势，特别是2019年之后下降明显，可能是受疫情影响。以往多为中女嫁外男，但是2018年中男娶外女数量首次实现反超，中男外女的比例（56.4%）首次超过外男中女（43.6%）的比例，这一差距在2019年继续扩大。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周祝平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提到，婚姻是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生关键决策。低收入或低社会阶层在选择结婚对象过程中，会努力匹配高收入或高社会阶层。当一国家相对落后时，女性选择出嫁到国外的情况比较多。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国际地位相对上升，本国女性嫁给外国男性的倾向可能会降低，而外国女性嫁给本国男性的倾向会提高。当周围国家经济机会相近时，涉外婚姻也会达到一种正常的国际人口交流状态。
 
从涉外婚姻登记在总婚姻登记中的比重变化趋势表中，可见国内登记的涉外婚姻中所占比重从未超过1%（见图2），近10年来基本维持在0.4%左右。“这对我国的人口格局几乎没有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越来越发达，国外女性嫁入国内的涉外婚姻可能上升，而国内女性嫁到国外的涉外婚姻可能减少。由于国际婚姻往往有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宗教等阻力，未来我国的涉外婚姻比重究竟会稳定在一个什么水平，取决于国际人口迁移政策和对外经济文化交往深度。”周祝平分析说。
 
在跨国婚姻数据统计表中，近年来，侨乡地区（广东、福建）、西南边境地区（云南、广西）以及北方地区（安徽、河南、河北）跨国婚姻登记数据相较其他省份的数量更多。为何出现这般现象？有专业人士分析，华侨区域因为当地和海外人文交流经贸往来密切，西南边境主要由于地域风俗接近性等，而北方人口众多的省份可能源于一些男士出国工作或通过婚介等形成跨国婚姻。洋媳妇到中国来，既有中国与海外联系紧密、中国文化“软实力”不断输出有关，也有中国生育率低、男多女少、北方地区彩礼重等多方面原因。此外，在一些偏远地区可能还存在未有登记的事实婚姻，一些在国外登记的跨国婚姻并未统计在列。
 
中国男性确实有不少跨出国门娶洋媳妇并在国外登记结婚。比如，韩国广播公司（KBS）2019年就报道称，2018年韩国的涉外婚姻当中，中国籍新郎的数量位居外国新郎第一，占9.4%。
 

2022年1月22日，来自埃及的“洋媳妇”艾米娜在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古城戴虎头帽游玩，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喜迎农历虎年的到来。艾米娜已嫁到台儿庄10多年，喜爱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新社发 吉喆摄
 
“总体上来看，我国跨国婚姻中本国女性和外国男性结婚的比重更高。”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接受《小康》记者采访称，近年来如越南、东南亚等一些贫困地区的女性存在通过婚姻的途径进入中国的现象，这与其说是由于中国男女性别比失衡所造成，还不如说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我国和周边地区经济社会联系加强，带来国际迁移和跨国婚姻有所增加。国际交流日益深化，人口的国际迁入和国际迁出都会增加，跨国婚姻数量就会相应增加。“在跨国婚姻中，通过婚姻外嫁的女性比嫁进来的洋媳妇总体是更多的，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交往不断增长的结果。此外，从总体上来看，中国还是一个人口净迁出国，我国迁出的人口比迁入的人口要更多。”任远说。
 
 
洋媳妇在华也会遭遇“婆媳矛盾”
 
相比于改革开放初期，小部分中国女性嫁给发达国家老外，希望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社会福利，或是想通过嫁老外更方便拿到外国绿卡等。如今，一些外国女性开始把中国男性作为另一半不错的选择。比如央视知名主持人撒贝宁的妻子李白，加拿大人，北京大学教育学博士，曾经是五洲唱响组合成员，如今两人已生下龙凤胎。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开放程度提高，中国男人娶洋媳妇的情形逐渐增多。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段凤丽律师对《小康》记者说，一方面，中国男人不再以“封闭”“木讷”的形象示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快地发展，洋媳妇嫁给中国男人不会再有“下嫁”的感觉。不少洋媳妇看到，自己的中国丈夫真诚、开朗、包容；也有人觉得，嫁给中国郎，就等于抓住了一个改变生活、改变命运的机遇。
 
“中国一些上流社会男士出国进修、工作，或是国外女士到中国来比如做外教或在跨国公司工作等，容易出现跨国婚姻。国外女士比较看重男士的社会地位，或者纯粹被他的个人魅力所吸引。我相信跨国结合应该都会有互相了解建立感情，完全不了解对方文化是不太敢嫁过来的。”美国洛克维尔律师事务所翁莉律师接受《小康》记者采访谈道，因为国内结婚没有婚前信托、婚前协议，但有彩礼、户口的牵绊，跨国婚姻在国内离婚相对美国也要复杂许多。
 
一些洋媳妇选择嫁中国老公，并不看重彩礼和男方实力。古巴媳妇丹妮原来是维密模特，嫁到中国有8年了，刚开始是裸婚。如今，她和中国老公定居河北石家庄，生了娃家境大为改观。为何选择中国老公，她说对方首先符合她的审美标准其次是有一颗善良的心。在中国，丹妮觉得生活得很幸福，也为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而惊叹。
 
“好像睡个觉醒来，附近商场就建好了，出行有地铁很方便。最初来中国时出门还只能招手打出租车，现在下楼就能坐上网约车。我们住的地方也很靠近大兴国际机场，出国也方便了。”丹妮说，她很喜欢中国文化、中国美食，平常喜欢网上购物因为方便又便宜，在中国打世界卫生健康组织认证的新冠疫苗感觉很安心。“中国实在太强大了，人口基数这么大所有人都是免费接种疫苗，而且儿童疫苗也很成熟。”
 
因为性格开朗老公善于沟通，丹妮和婆婆几乎没啥矛盾。然而，有的洋媳妇却不一定像她这般幸运。盈科律师事务所韩华律师对《小康》记者说，洋媳妇在中国和中国媳妇面对的问题差不多，只不过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更突出。“他们的感情可能会因为文化差异或者生活习惯发生变化，也会因为婆媳矛盾产生隔阂。比如洋媳妇可能比较习惯自由，受不了婆婆对她私生活的干预。或者婆媳在育儿理念上有分歧，洋媳妇放得开想要孩子自立多接触自然，但是婆婆舍不得放手觉得玩水玩泥巴脏。”而一旦跨国婚姻到了尽头，韩华说她经手的案子中大部分男女双方离婚较为文明，不会特别仇恨，在孩子抚养权方面尤其理智。
 
“除了普通婚姻存在的问题之外，跨国婚姻不可避免存在语言沟通障碍、观念文化的差异及适应性挑战，这导致跨国婚姻稳定性较通常婚姻差，离婚率高。近年来离婚增长速度甚至高于结婚增长速度。”段凤丽律师说。
 
执业15年的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涉外律师田杰告诉《小康》记者，以往他很少碰到涉外婚姻案件，近年来开始接触，在他的博客下时有洋媳妇过来咨询。“不少洋媳妇在中国算是弱势群体，文化程度低不会讲中文没有正式工作，融入中国家庭、社会挺难，如果受到侵害没钱打官司，就连申请法律援助都困难。”
 
非法跨国婚姻引发许多社会问题
 
谈到跨国婚姻，边境跨国婚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
 
“界碑在城中，一城连两国”，在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能感受一脚踏两国的奇妙体验。在临沧，跨国婚姻不稀罕。这样的现象在云南边境地带挺常见，这和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位于西南内陆与东南亚、南亚的结合部，西部、南部一线分别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并与泰国、柬埔寨、印度和孟加拉国相邻。云南全省共有16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各民族在边境一线，环绕而居，繁衍生息。随着近些年来中国与毗邻国经贸往来的频繁，少数民族边民跨境通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涉外婚姻登记对数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涉外婚姻登记在总婚姻登记中的比重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不少国内学者关注到此现象并展开深入研究。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国才通过调研发现边境跨国婚姻形成的路径多种多样。从婚姻形成的途径来看，主要为自己认识、亲友介绍、婚介促成、买卖婚姻、跑婚、骗婚等，总体上还是以自愿为主。身份认同是跨国婚姻中最主要的问题。大量的边境跨国婚姻是事实婚姻，她们并未按照中国法律程序依法登记，更主要的是她们在自己的国家没有获得身份证或者护照，以非法身份入境，导致了婚姻不稳定；跨国新娘无法获取中国国籍和社会保障权益。此外是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的社会化问题，如无法享受与同龄孩子相同的接受教育、健康的基本权益，被同龄群体排斥和边缘化。
 
除了云南，广西、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等地也因与周边国家接壤，边境地区存在不少跨国婚姻。比如不少俄罗斯女孩嫁到中国东北地区。2022年3月21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黑龙江省贯彻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实施细则的通知》，通知中多处提到涉外婚姻。比如指导涉外婚姻登记机关加大涉外婚姻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开展涉外婚姻风险提醒，不断提高涉外婚姻登记管理水平。移民和出入境管理部门要加大对进出该省口岸的临时来华妇女儿童的查验力度，加强对来华临住、常住外国人管理，严格外国人住宿登记管理和基础排查，及时发现涉外拐卖人口犯罪线索。
 
从法律程序看，我国跨国婚姻主要有两种：一是合法婚姻，即在结婚过程中去相关部门办理相关的手续，进行婚姻登记，获得国家和法律的认同；另外一种是非法婚姻，但他们的婚姻是实际存在的，他们以传统的方式举行了婚礼，且获得当地居民的认可，成为事实婚姻。但后者因为没有按照中国的婚姻法进行登记，不仅不受法律的保护和约束，而且还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
 
曾在国家移民管理机构工作多年的蓝天，目前是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他告诉《小康》记者，由于当前我国适婚未婚人口男女比例失调，中国经济实力逐渐强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不少周边国家女性愿意和中国男性结婚。她们往往会通过非法入境、非法居留等手段，十几岁就来到中国，在没有依法登记结婚的情况下就和中国男性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生育。由此会出现诸如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拐卖妇女犯罪、非法出入境、非法居留、骗婚等多种违法犯罪活动。有的外籍妇女在中国已生育子女，却由于没有合法手续，面临着被遣送出境的境地，家庭破碎骨肉分离，会对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
 
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宋才发调研发现，近年出现了非法婚姻由边疆村寨向内地乡镇延伸趋势。地方政府对事实婚姻家庭的实际情况难于掌控，对农地分配、人口素质、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情况则无法及时跟进，由此带来一系列意料不到的“次生社会问题”。比如，婚姻诈骗问题，盗窃、抢劫、吸毒和贩卖人口等非法活动引发涉外刑事案件，变相“三非人员”带来边境地区人口流动秩序的混乱等。其次，非法婚姻问题常与民族宗教、毒品犯罪问题等交织在一起。对于跨国婚姻对边境地区社会安全稳定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宋才发建议，必须尽快把妥善解决跨国婚姻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来认识。
 
谁愿意背井离乡远嫁他国？
 
就在邻国年轻女性一度出现向中国“一边倒”通婚移民现象的同时，不少东南亚、中亚等地区女性不断深入中国内陆腹地成为洋媳妇。
 
跨国婚姻中介在其中发挥作用。深圳某跨国婚介公司负责人赵威（化名）对《小康》记者说，目前他们的业务几乎是停顿状态，疫情前他主要忙着为中国大龄男青年介绍洋媳妇，女方主要是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我们可以介绍男方去到那些国家看媳妇，女方也可以来到咱们这，一般是以打工、旅游、探亲的名义。男方来回包括签证、彩礼、飞机票花个十几万就能娶个国外媳妇，相比北方一些地方动辄几十万彩礼娶亲便宜挺多。”
 
而周边欠发达国家的女孩因为当地经济落后、生活条件差，愿意嫁到中国来，看中了中国日益强盛和中国男人勤劳顾家。“毕竟咱们国家比她们那边富裕，嫁到这边生活条件要改善许多。也就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个道理。”赵威说，一般男女双方会先通过微信视频聊天，然后通过大使馆、民政局走程序，两三个月左右就能领到结婚证。
 
“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带队，带着男方去大使馆签证然后带出国去看媳妇，合适了就在女方国家领结婚证，回国再换成国内的结婚证。”杭州某婚介公司负责人李华（化名）对《小康》记者说，越南、老挝、缅甸等地的洋媳妇嫁到中国后，男女双方通过翻译软件进行交流，中介后续也会跟进了解协调他们的婚姻生活。
 
李华给记者看了几个视频，其中就有一个越南媳妇在中国生活的情景，视频里该越南媳妇生了娃能简单进行中文交流。“对于洋媳妇，目前安徽、河南的需求比较多，因为那里男的多，找老婆比较困难，找国内的彩礼很贵，哪怕找偏远地区不聪明的媳妇都要近20万。”李华坦言，如果不是疫情，她们的跨国婚姻业务会更好，她对于未来业务拓展非常有信心。“现在咱们国家出生人口在减少，好多男的在国内找不到媳妇，如果不结婚不生娃就没有了繁衍，人口会更加下降造成社会麻烦，往小的说是家庭问题往大的说是国家问题。”
 

不少洋媳妇活跃在中国多个社交平台上，她们频繁发布生活视频，当博主或是卖货等。图/张玉荣
 
而一些男士找洋媳妇也是出于现实与无奈。“找国外媳妇这种舍近求远的事儿，那都是没有办法了。女的谁愿意千里迢迢背井离乡冒险嫁到陌生地方，也是因为当地经济条件实在太差了。”赵威说，一些欠发达地区的洋媳妇嫁过来一般多是低学历，来了没有身份证不能打正式工。
 
涉外婚姻机构是否合法？早在1994年，国务院办公厅在第104号文件《关于加强涉外婚姻介绍管理的通知》中就明确规定，严禁成立涉外婚姻介绍机构，国内婚姻介绍机构和其他任何单位都不得从事涉外婚姻介绍业务。任何个人不得采取欺骗手段或者以盈利为目的从事或者变相从事涉外婚姻介绍活动。
 
近年来，“逃跑的越南新娘”等新闻时有发生。“在不熟悉外国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轻信此类机构，婚姻登记的效力难以得到保证，容易‘人财两空’，既损失了中介费，‘配偶’也可能因为签证居留等问题被遣返。”广东五美律师事务所李小非律师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提到，我国法律规定涉外婚姻在办理结婚登记时，双方必须出具无配偶证明，涉外方的无配偶证明要经过一定程序的认证。法律如此规定就是为了保护我国公民的利益，防止我国公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重婚”，导致婚姻登记无效。公民个人是很难查询到外国配偶的婚姻状况，这时就要求助于我国的使领馆。因此在结婚登记前一定要再三检查外国配偶的护照等其他身份信息是否准确，要求对方必须出示由我国使领馆出具或认证的无配偶证明，保证在我国进行的婚姻登记的效力。
 
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的意见》的通知。“对于非法婚姻介绍、组织偷渡、非法出入境、骗婚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继续加强打击，维护合法秩序。”蓝天说，如今国内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加上国际往来密切，中国和外国都有跨国婚姻的需求。我国的跨国婚姻制度是否可以做些改革，在政策上进一步完善，疏通跨国婚姻渠道，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对于正常合法的跨国婚姻依法加强引导、保护和管理，满足群众需求，解决群众困难。